王安石默不作声的从后向前走，东班的官员各自躬身退避，为他让出路来。
王安石脚步不停，只在翰林士班稍稍一顿，不知为何，六名翰林士只到了五人，过去的老朋友、如今的死对头司马光却不见踪影，不知又是因反对何事而称病不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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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到司马光，王安石心中暗暗一叹。
随着新法逐步颁行，均输法，青苗法、农田水利条约一项项出台，司马光、吕公著、滕甫，这些老朋友们也是一个个跟自己分道扬镳，甚至鼓动朝论清议横加反对。
原本支持变法的，现在也因清议而沉默下去。
难道他们不知道国计如何艰难？
！
太祖太宗的积累，在真宗皇帝迎天书，封泰山，大建上清感应宫的过程中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仁宗即位后，好不容易有了点积蓄，却又由于党项叛乱立国，而砸进了陕西边陲的那个永远都填不满的无底洞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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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库至此已是勉强支应，但仁宗皇帝大行后四年，英宗又跟着驾崩，两次国丧的耗费终于将国库的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扯了下来。
对此司马光给出的办法是什么？
减少依例赐给参与国丧的臣子的封赏。
好高明的策略!
一千五百万贯的亏空，终于能省下几十万来了！
义正辞严的说着君子不言利，也不见他们辞了俸禄，捐了身家。
如果所有的臣都来个君子不言利，每年千万贯的亏空说不定真的能填起来。
但这可能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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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光敢这么提议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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冗兵、冗官、冗费，这三冗是大宋财计步履维艰的主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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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朝廷养起的百万大军，吞吃掉了财政支出的八成。
其战斗力，也许还不如开国时，太祖皇帝麾下南征北讨的十万禁军。
为了减去庞大的军费开支，仁宗朝的宰相庞藉曾经主持过裁军八万的艰巨任务。
他下了军令状，若有被裁士卒因此而叛乱，甘受死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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