入秋之后，阿黄每天做的事情只剩下一件——等。
它不再像刚失去老李那会儿那样焦躁地扒门、哀嚎、在屋里转圈。
那些激烈的情绪已经沉下去了，沉到骨子里，变成了一种沉默的、日复一日的习惯。
每天早上天一亮，它就走到门口，趴下来，把脑袋搁在前爪上，看着那扇门。
门是老李最后被抬走时关上的，之后再也没有打开过。
门把手蒙了一层灰，灰上留着阿黄第一天用鼻子蹭出来的印子，像一枚模糊的印章。
邻居张婶每天来一趟。
她住在对门，六十出头，头发花白，嗓门大，心肠热。
老李在的时候，她隔三差五送点饺子、包子过来，站在门口跟老李聊两句天气。
老李话少，她话多，但两个人聊得拢。
老李走了之后，张婶开始每天来喂阿黄。
她用老李留下的那个豁口碗，倒半碗剩饭，拌点菜汤，放在门口的老位置。
“阿黄，吃饭。”她站在门口，不进来。
进来阿黄会紧张——它不让任何人碰老李的藤椅。
张婶试过一次，想把藤椅上的落叶扫掉。
阿黄从角落里蹿出来，挡在藤椅前面，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呜咽。
张婶往后退了一步，叹了口气。
“行，我不动。
那是你老子的椅子，你守着。”
张婶从那以后就不进里屋了。
她把饭放在门口，蹲下来看阿黄吃。
阿黄吃得不多，扒拉几口就停了。
它比老李走之前瘦了一圈，肋骨在皮底下根根分明，但精神头还在，耳朵竖着，听动静。
张婶看着它吃，嘴里念叨：“你爹在的时候，你多壮实啊。
现在瘦成这样。”
阿黄听见“你爹”两个字，耳朵动了一下。
它抬头看了一眼张婶，又看了一眼那扇门。
然后低下头，继续吃饭。
吃完饭，阿黄开始做它每天的第二件事——叼落叶。
老李家的院子不大，靠墙根种着一棵老槐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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