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砚出院那天，天是灰的。
不是那种山雨欲来的暗灰——是更轻的、更薄的灰，像谁在天上蒙了一层旧纱布，把阳光滤得干干净净。
风从医院停车场尽头的梧桐树梢上穿过，带着一股潮湿的土腥味。
树叶还没黄透，有几片等不及了，提前松了手，打着旋儿落在她脚边。
她站在住院部大门外的台阶上，换了一身自己的衣服。
一件黑色的薄毛衣，领口露出一截白色的打底衫，下面是条深灰的阔腿裤，脚上一双平底乐福鞋。
整个人看起来干净、利落，就是瘦了一圈，毛衣的肩线往下垮了半指，空荡荡的。
伤口已经拆线了。
右肩胛骨下方，一道还没完全褪去粉色的疤痕，像一枚被水洗过的枫叶，安静地贴在她后背上。
医生说恢复得不错，三个月之后疤痕会慢慢变淡，一年之后不仔细看就看不出来了。
她当时躺在病床上听完这番话，说了声“谢谢”，然后转过身去对着窗外，面无表情地待了一整个下午。
陆时衍知道她在想什么。
伤疤淡了又怎样。
有些事情，不是疤痕褪了就能当作没发生过的。
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台阶下面。
陆时衍站在车旁边，一只手插在西裤口袋里，另一只手拎着一把长柄黑伞。
他的西装外套搭在副驾椅背上，身上只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，领带松了两指，像是从哪个会上直接跑出来的。
事实上他确实是。
律所合伙人会议开到一半，他看了眼墙上的钟，站起来说了句“抱歉，我有个重要的事”，丢下满桌人走了。
那个“重要的事”就是来医院接一个人。
苏砚走下台阶，在他面前停住。
两个人之间隔了大概半步的距离。
她抬头看了他一眼。
她的眼睛下面还有没消干净的青色，那是这几天来回跑了两趟手术室的结果。
可她的眼神已经重新变得很稳了，像一把刀收回了鞘里，把锋芒压在深处，只留一截冷铁的光。
“合伙人会议怎么办？”她问。
“让他们开着。”
“你今年的分红可能要少一成。”
“那就少一成。”
苏砚没再说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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